3月1日,韓國總統樸槿惠出席了在首爾世宗文化會館舉行的“三一節”97周年紀念儀式。該節是韓國為紀念1919年3月1日爆發的抗日獨立運動而設定的節日?!叭贿\動”是韓國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全民性的反日救國運動,對韓國獨立運動產生了深遠影響,最終促成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
樸槿惠上臺后,每年都會在“三一節”講話中敦促日本承認歷史事實,盡快解決“慰安婦”問題。她在今年的講話中說,“去年年末,韓日圍繞糾纏了24年之久的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問題達成協議”“日本政府應銘記歷史的錯誤,作出努力將這次協議的宗旨和精神切實付諸實踐,使下一代能夠銘記歷史教訓”。
與此同時,一部關于日軍“慰安婦”真實故事的韓國電影《歸鄉》正在當地上映,2月24日上映首日即登上了韓國票房榜首。該片講述了1943年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被日軍騙離家鄉的14歲少女鄭敏等人悲慘的故事。而在中國境內,也有著這樣一批韓籍“慰安婦”。
她們稱童增為“大恩人”
她們在戰后選擇留在了中國,默默地生活了幾十年。直到1992年,她們看到有關對日民間索賠的報道后聯系到了童增。
1992年,居住在中國武漢的韓籍“慰安婦”洪愛珍給童增寫了一封信。她在信中稱童增為“大恩人”,感激他派人去看望她這個在中國漂泊了近50年的“韓國受害者”。是年,中韓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受到韓國“慰安婦”起訴日本政府的鼓舞,來自武漢的韓籍“慰安婦”聯系到了童增。后來,童增邀請洪愛珍、河君子、洪江林作為26名韓籍“慰安婦”代表來到北京,幫助她們聯系到韓國駐中國大使館,并最終返回了自己的祖國韓國。
童增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合會會長,于1990年發表《中國要求日本“受害賠償”刻不容緩》的萬言書,被稱為民間對日索賠第一人,去年,他也因為索賠而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提名。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由于歷史和現實等方面的原因,“慰安婦”問題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初才被提起。他當年在寫萬言書的時候,尚未在資料中見過有關“慰安婦”的表述。曾經參與東京審判的一位美國檢察官1994年也曾對童增說過,東京審判有兩個遺憾的地方,一個是“慰安婦”,一個是“細菌武器”,當時沒有作為日軍戰爭罪行進行審判。直到1991年,韓國的8名“慰安婦”勇敢地站了出來,起訴日本政府。隨后,其他亞洲國家的官方或民間組織陸續走上了起訴的道路。尋找中國的“慰安婦”也成為童增當時的工作內容之一。
萬言書經媒體發表后,許多人給童增寫信,講述他們或親人的受害經歷。短短幾年內,童增就收到了近萬封來信。如今,這些信件的內容,已在非營利性網站“10000個正義的呼聲——童增書簡”上刊出,成為日本侵華戰爭所犯罪行的鐵證。上述韓籍“慰安婦”洪愛珍的信件就是其中的一封。
這些韓籍“慰安婦”是怎樣留在中國的呢?童增介紹說:“她們是在二戰時被日軍強征到中國來做‘慰安婦’的,被日軍動過子宮切除、摘除卵巢等手術,永久喪失了生育能力而成為日軍的性奴。戰爭結束后,她們自覺無顏面返回家鄉,默默地留在中國。當時中韓沒有外交關系,她們就改稱自己為朝鮮籍?!?/p>
后來,洪愛珍等3位韓籍“慰安婦”回國后,繼續向日本政府討要公道、進行索賠,直至離開人世。對于童增幫助在華韓籍“慰安婦”返鄉的善舉,韓國的“慰安婦”研究會以及一些黨派機構找到童增,向他表示了敬重和感謝。
還“慰安婦”公道刻不容緩
正如樸槿惠在去年“三一節”講話中所說的那樣:“如今‘慰安婦’受害者的平均年齡將近90歲,為她們恢復名譽的時間所剩不多?!敝袊侨毡尽拔堪矉D”罪行的最大受害國,也面臨同樣的狀況。
由于戰敗時日軍銷毀檔案、日本政府掩藏真相以及研究的缺乏,亞洲“慰安婦”的數量一直處在估算階段。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聯合國人權委員會認定的20萬日軍“慰安婦”這一數字,是在沒有對中國“慰安婦”做調查的前提下提出的。經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8年的調查和研究,認為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總數在40萬人以上,其中半數為中國女性。截至去年年底,中國大陸被確認的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僅有24人在世。
最近,上海最大的二戰日軍慰安所“海乃家”拆遷工程引發爭議。一些學者認為這是日軍強征“慰安婦”罪行的證據,不能拆除,他們擔心,關于“慰安婦”悲慘的記憶恐將隨著她們的離世和遺跡的破壞而慢慢被淡忘。
為“慰安婦”檔案申遺的上海師范大學教授、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表示,“慰安婦”檔案申遺,并不是為了仇日,而是為了記錄下一段真實的歷史。
童增也表示:“正義可以遲到,但不能缺席?!彼f:“日韓間就‘慰安婦’問題達成協議是一個突破。作為中國的團體、個人或者是政府應該在這樣一個歷史的契機下加大力度要求日本政府對中國的戰爭受害者特別是‘慰安婦’進行謝罪、賠償?!?/p>
然而,伸張正義的道路并不平坦。盡管去年12月28日韓日雙方就解決“慰安婦”問題達成最終協議(日本承認政府負有責任,日本首相表示道歉和反省,雙方同意由韓國政府設立“慰安婦”援助基金,日本政府出資10億日元),但今年2月16日聯合國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在日內瓦舉行的對日審查會議上,日本外務審議官杉山晉輔就“慰安婦”問題辯稱,“(日本)政府發現的資料中沒有能證明軍隊或政府部門進行強征的證據”。被日本稱為“最終且不可逆地解決‘慰安婦’問題”的日韓協議,選擇在日韓恢復邦交50周年的最后關頭達成,難免有急于甩掉歷史包袱之嫌;日本政界要人對“慰安婦”問題出爾反爾的表態,使人不得不懷疑其在解決歷史問題上的誠意。(記者 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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